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合作完成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研究報告的系列專題講座繼續舉行。7月10日，作為綠色發展專題的中方負責和主要執筆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副部長張永生在中心“學術午餐會”上以主講人的身份就“中國為什么要走綠色發展道路”進行了講解。午餐會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主持，張永偉研究員為主評論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其他各部門研究人員參與了討論。
綠色發展已成潮流和趨勢，中國也在堅定地走綠色發展的道路。但是，對綠色發展本身有許多不同的聲音，比如認為綠色發展是一個負擔，像治理污染企業都不愿意干，因為要花錢；也有人認為綠色發展是一個機遇，能夠帶來利益。那究竟如何理解綠色發展？如何理解中國為什么要走綠色發展的道路？劉世錦認同“機遇說”并表示：綠色發展不是負擔，是機遇，而且是重大機遇，最終會得到公眾認可。他說，現在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些就是在踐行綠色發展觀。比如說騎自行車，看起來是一個負擔，其實鍛煉了身體，這對我們坐辦公室的人來說是有好處的。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騎車和開車之間選擇。
張永生，經濟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副部長、研究員。先后畢業于武漢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在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從事過博士后研究，在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UNU/WIDER）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做過訪問研究員。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氣候變化與綠色增長、企業理論、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等理論和政策研究。
張永生在主講中從如何理解綠色發展、中國為什么要走綠色發展的道路、中國的優勢和挑戰、通往綠色發展的道路以及在一個全球的背景下如何進行綠色發展等幾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如何理解綠色發展
張永生說，關于綠色發展大家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如何理解關系到如何來對待綠色發展以及未來的一些政策思路。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世界銀行的合作報告中，對綠色發展給出了這樣一個描述：綠色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它使經濟發展擺脫對高資源消耗、高碳排放和高環境污染的依賴。這種新的發展道路，有幾個重要的特點，一是經濟發展可以同碳排放及污染脫鉤，二是減排和環境保護有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不是負擔。三是減排和經濟增長可以形成一個相互強化的關系。
通常很多人認為，綠色發展就是一個能源效率問題，是一個新能源問題，是一個少數尖端技術的問題。但是，張永生認為這種理解不夠全面，綠色發展可能是工業革命以來最深刻、最全面的變革，它會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模式、組織模式、商業模式等全方位的改變，這是第一個核心觀點。
為什么說綠色發展是一個全面而深刻的變革？張永生說，現在綠色發展是在一個新的技術背景下來討論的，比如互聯網通訊技術（ICT）、新材料（像納米技術）、高速鐵路、物聯網等，包括最近討論比較熱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诖?，他分析認為：
第一，對資源的傳統認識、定義正在發生改變。以前認為是資源的，現在有可能不是資源；以前認為不是資源的，它有可能成為新的資源。比如說，我們發一個微博，這個信息來自分散的個體，分散的信息可能沒有多大用處，但是它通過ICT技術匯聚在一起后，就會產生非常強大的能量，成為一個新的、非常強大的資源，由此可以有很多新的商業模式誕生。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環保。大家過去認為，貧困地區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他們沒有資源，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優質的環境已成為一種稀缺資源，而這個稀缺資源有可能轉化為財富。石油也如此，在工業革命以前石油是沒有什么價值的，但是工業革命以后就變得很有價值。就資源的定義來說，它是隨著技術的變化而變化的。
第二，資源的組織方式正在發生變化。作為企業家，其功能就是組合各種生產要素，尋找最優的組織模式。社會組織越發達，信息技術交易效率越高，企業家組合生產要素的空間就越大，呈幾何級增加。在給定同樣的資源條件下，不同的組織模式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生產力效果。這是現在面臨最大的變化之一。
第三，消費模式也正發生變化。例如，在十多年前，我們很少用手機或者智能手機、互聯網、玩游戲等等，現在可以看到這樣的消費模式正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在互聯網上，我們對傳統商品的定義實際上發生了變化，除了吃、穿這些基本的物質性需求以外，其他非物質性需求大大增加，都通過網絡來實現，所以現在有了“宅男”、“宅女”。這種消費模式的變化，意味著會降低自然物質資源的稀缺程度。
在制造業方面，《經濟學家》雜志前不久刊登一篇文章叫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確實已經初露端倪。比如，所謂的3D打印，我要一個杯子，可以在網上下載一個相關軟件，然后把它打印出來，就是這個樣子。未來制造業的模式可能會發生變化，很大程度上變成一個分散的生產模式，不再是一種傳統的、集中大規模的。美國現在提再制造業化，它有可能在新的制造業革命中走到前沿。我們通常說印度的制造業很不發達，但是它也有可能跳躍式地進入到數字化制造業時代。
在服務業方面，形態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例如，手機互聯網服務。農業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以前的農業是很落后的行業，現在卻可能成為最掙錢的行業之一，它的附加價值是非常高的。與此同時，教育模式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公開課程，將相關的課程放在網上，然后全世界的人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可以通過互聯網來享用這個優質的、世界一流的教育資源?，F在，這一教育模式出現了更高的版本，即老師把這些課程設計成幾分鐘一個的小視頻掛在網上，設計得像游戲一樣，然后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學生在共享這些最優質資源的同時，在網上互相啟發，互相討論，老師起的作用實際上是輔導，這樣對教育會產生革命性變化。在經濟學中，這種教育資源是非競爭性產品，即增加使用的人數并不會增加其本身的成本。環境也有這樣的特性，在一定的環境容量下，增加一個人并不會增加其邊際成本，或者降低他的邊際收益，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大大降低資源的稀缺性。
醫療模式也發生了很多變化。在ICT的模式下，最貧困的地區可以與最發達的地方通過視頻數據線連接起來。幾年前，網上交易還不太流行，認為在網上買一件衣服要去試，要買一個電器好像不太可能，但是現在看來好多東西可以進行專業化的拆解，最終得到實現。比如說醫療可以把它做成一種標準的產品，根據癥狀，通過遠程來診斷。
張永生說，我們現在面臨著這些變化，意味著組織結構正在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以前傳統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在給定組織結構的條件下來研究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它研究的邊際的變化，是一個非拓撲性的變化。我們現在看到，經濟組織的變化會帶來一個拓撲性的變化。也就是說，在給定資源稀缺狀況下，組織模式的改變有可能大大提高生產力，并且傳統資源的概念會發生變化。
另外，銷售模式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例如，現在有一種比較類似合作消費的模式，某個人有一部汽車，實際上大概有80%的時間都是放在車庫里，沒有被充分利用，如果有一種新的租車組織，提供便捷的租車服務，我們就不需要每一個人都購買汽車，對物質資源的消耗就會大大降低，所以只要改變商業模式，資源節約是可以做到的。
張永生說，組織模式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能用傳統工業化的思維來思考綠色發展。而實際上會有很多新興的組織誕生，比如說一個貧困地區的發展，可能很多人抱怨沒有資源，教育水平非常低，也沒有市場，但只要發展理念變一變，則這些都不是問題?，F在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融資，包括微小金融都可以在最貧困的地方扎根、生長。另外，貧困地區的優質環境是可以轉變成資源的。比如說，現在很多地方已經有案例，以前農民靠賣木材，現在則是賣生態，在生態很好的地方還可以做各種各樣的觀光農業，開各種各樣的家庭旅館。這種機制就可以把環境轉變成財富。
另外，貧困地區的教育水平比較低也是可以通過組織模式的改變而改變的。例如，麥當勞是用一種特許經營的模式，為加盟者提供有形的服務，提供一個公用知識手冊為所有的分店來利用。每一個分店的經營者并不需要多少教育水平，這樣整個網絡可以產生很大的生產力。也就是說，如果讓貧困地區的農民自己搞一個家庭旅館，需要具備各個方面的能力，對經營者素質的要求較高，但是如果有一個連鎖的組織，他只需要加盟，按照標準化的程序去做，就不會有任何問題。因此，在這種分工的模式下，當地勞動者素質相對較低并不是一個特別的問題。教育、醫療問題也是一樣的。因此，在貧困地區，實際上可以以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實現跨越式發展。
因此，張永生認為，我們不僅不能用傳統工業化的思維來思考綠色發展，也不能用傳統經濟學的思維來思考綠色發展，因為綠色發展實際上代表著最新的技術發展趨勢和商業組織模式，它不僅僅是一個能源的問題，能源效率的問題，可再生能源的問題。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到，現在經濟組織結構正在發生劇變，但傳統主流經濟學關注的是一個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優化配置問題，并沒有很好地考慮這些變化，得出的結論有時候就不可靠。
由此，張永生提出第二個核心觀點：減排有可能會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傳統經濟學中，因為給定組織結構，要產出必定要有投入，有投入必須要有資源消耗，所以要減排一定會阻礙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考慮到經濟組織結構的變化，如果減排和環保會促使經濟躍升到一個更有效率的、更有競爭力的結構，則減排和環保就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其實這個世界本來就存在很多可能的經濟結構，只不過是機緣巧合，我們正好存在于現在這種經濟結構里面，如果當初沒有工業革命或者是另外一種革命，那么也許整個經濟結構的演變會是另外一種狀態?，F在，有一種新的理論和經驗文獻正在出現，證明減排和環保實際上是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而不是一個負擔。我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課題組，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理論和政策方面的探索。
第三個核心觀點是，環保不會阻礙經濟發展，反而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例如，一家工廠是污染環境的，每年產生一百萬的產值，政府歡迎，但是它獲得一百萬的產值卻是以很高的社會成本為代價的。比如說，要買空氣凈化器來對付這個污染，或者每個人的健康支出要增加。由于工廠一百萬的產值是有形的，如果把工廠關閉產值看起來就會降低一百萬，但實際上如果考慮其社會成本，則成本和收益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圖景。
在泰國，有很多人把海邊的紅樹林砍了去養蝦，看起來收益非常高。但是，如果考慮到紅樹林對防風暴的影響、其他各種各樣的影響以及災害造成的損失，砍伐紅樹林的社會成本實際上是非常高的。另外，美國1990年出臺了一個清潔空氣法案，他們做了一個測算，這個法案會帶來兩萬億美元的好處，但成本只有六百五十億美元。日本最初也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是后來經驗證明，采取嚴格的環保政策沒有影響經濟的增長。更重要的結論是，同治理性的環保政策相比，預防性的環保政策更有利于經濟增長。
張永生說，綜上可以得出結論：環境是一個很特殊的商品，在經濟上是一個非競爭性的產品。對于污染，如果是現在只有一百個人就會危害一百個人，如果是一千個人就會危害一千個人，但是如果是治理污染，產生的好處同樣是非競爭性的，有一百個人就有一百個人受益，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人受益。那就是說污染產生的壞處是放大的，治理污染產生的好處也是放大的。環境治理實際上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
綠色發展已成潮流和趨勢，中國也在堅定地走綠色發展的道路。但是，對綠色發展本身有許多不同的聲音，比如認為綠色發展是一個負擔，像治理污染企業都不愿意干，因為要花錢；也有人認為綠色發展是一個機遇，能夠帶來利益。那究竟如何理解綠色發展？如何理解中國為什么要走綠色發展的道路？劉世錦認同“機遇說”并表示：綠色發展不是負擔，是機遇，而且是重大機遇，最終會得到公眾認可。他說，現在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些就是在踐行綠色發展觀。比如說騎自行車，看起來是一個負擔，其實鍛煉了身體，這對我們坐辦公室的人來說是有好處的。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騎車和開車之間選擇。
張永生，經濟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副部長、研究員。先后畢業于武漢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在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從事過博士后研究，在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UNU/WIDER）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做過訪問研究員。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學、氣候變化與綠色增長、企業理論、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等理論和政策研究。
張永生在主講中從如何理解綠色發展、中國為什么要走綠色發展的道路、中國的優勢和挑戰、通往綠色發展的道路以及在一個全球的背景下如何進行綠色發展等幾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如何理解綠色發展
張永生說，關于綠色發展大家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如何理解關系到如何來對待綠色發展以及未來的一些政策思路。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世界銀行的合作報告中，對綠色發展給出了這樣一個描述：綠色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它使經濟發展擺脫對高資源消耗、高碳排放和高環境污染的依賴。這種新的發展道路，有幾個重要的特點，一是經濟發展可以同碳排放及污染脫鉤，二是減排和環境保護有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不是負擔。三是減排和經濟增長可以形成一個相互強化的關系。
通常很多人認為，綠色發展就是一個能源效率問題，是一個新能源問題，是一個少數尖端技術的問題。但是，張永生認為這種理解不夠全面，綠色發展可能是工業革命以來最深刻、最全面的變革，它會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模式、組織模式、商業模式等全方位的改變，這是第一個核心觀點。
為什么說綠色發展是一個全面而深刻的變革？張永生說，現在綠色發展是在一個新的技術背景下來討論的，比如互聯網通訊技術（ICT）、新材料（像納米技術）、高速鐵路、物聯網等，包括最近討論比較熱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诖?，他分析認為：
第一，對資源的傳統認識、定義正在發生改變。以前認為是資源的，現在有可能不是資源；以前認為不是資源的，它有可能成為新的資源。比如說，我們發一個微博，這個信息來自分散的個體，分散的信息可能沒有多大用處，但是它通過ICT技術匯聚在一起后，就會產生非常強大的能量，成為一個新的、非常強大的資源，由此可以有很多新的商業模式誕生。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環保。大家過去認為，貧困地區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他們沒有資源，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優質的環境已成為一種稀缺資源，而這個稀缺資源有可能轉化為財富。石油也如此，在工業革命以前石油是沒有什么價值的，但是工業革命以后就變得很有價值。就資源的定義來說，它是隨著技術的變化而變化的。
第二，資源的組織方式正在發生變化。作為企業家，其功能就是組合各種生產要素，尋找最優的組織模式。社會組織越發達，信息技術交易效率越高，企業家組合生產要素的空間就越大，呈幾何級增加。在給定同樣的資源條件下，不同的組織模式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生產力效果。這是現在面臨最大的變化之一。
第三，消費模式也正發生變化。例如，在十多年前，我們很少用手機或者智能手機、互聯網、玩游戲等等，現在可以看到這樣的消費模式正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在互聯網上，我們對傳統商品的定義實際上發生了變化，除了吃、穿這些基本的物質性需求以外，其他非物質性需求大大增加，都通過網絡來實現，所以現在有了“宅男”、“宅女”。這種消費模式的變化，意味著會降低自然物質資源的稀缺程度。
在制造業方面，《經濟學家》雜志前不久刊登一篇文章叫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確實已經初露端倪。比如，所謂的3D打印，我要一個杯子，可以在網上下載一個相關軟件，然后把它打印出來，就是這個樣子。未來制造業的模式可能會發生變化，很大程度上變成一個分散的生產模式，不再是一種傳統的、集中大規模的。美國現在提再制造業化，它有可能在新的制造業革命中走到前沿。我們通常說印度的制造業很不發達，但是它也有可能跳躍式地進入到數字化制造業時代。
在服務業方面，形態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例如，手機互聯網服務。農業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以前的農業是很落后的行業，現在卻可能成為最掙錢的行業之一，它的附加價值是非常高的。與此同時，教育模式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公開課程，將相關的課程放在網上，然后全世界的人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可以通過互聯網來享用這個優質的、世界一流的教育資源?，F在，這一教育模式出現了更高的版本，即老師把這些課程設計成幾分鐘一個的小視頻掛在網上，設計得像游戲一樣，然后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學生在共享這些最優質資源的同時，在網上互相啟發，互相討論，老師起的作用實際上是輔導，這樣對教育會產生革命性變化。在經濟學中，這種教育資源是非競爭性產品，即增加使用的人數并不會增加其本身的成本。環境也有這樣的特性，在一定的環境容量下，增加一個人并不會增加其邊際成本，或者降低他的邊際收益，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大大降低資源的稀缺性。
醫療模式也發生了很多變化。在ICT的模式下，最貧困的地區可以與最發達的地方通過視頻數據線連接起來。幾年前，網上交易還不太流行，認為在網上買一件衣服要去試，要買一個電器好像不太可能，但是現在看來好多東西可以進行專業化的拆解，最終得到實現。比如說醫療可以把它做成一種標準的產品，根據癥狀，通過遠程來診斷。
張永生說，我們現在面臨著這些變化，意味著組織結構正在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以前傳統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在給定組織結構的條件下來研究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它研究的邊際的變化，是一個非拓撲性的變化。我們現在看到，經濟組織的變化會帶來一個拓撲性的變化。也就是說，在給定資源稀缺狀況下，組織模式的改變有可能大大提高生產力，并且傳統資源的概念會發生變化。
另外，銷售模式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例如，現在有一種比較類似合作消費的模式，某個人有一部汽車，實際上大概有80%的時間都是放在車庫里，沒有被充分利用，如果有一種新的租車組織，提供便捷的租車服務，我們就不需要每一個人都購買汽車，對物質資源的消耗就會大大降低，所以只要改變商業模式，資源節約是可以做到的。
張永生說，組織模式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能用傳統工業化的思維來思考綠色發展。而實際上會有很多新興的組織誕生，比如說一個貧困地區的發展，可能很多人抱怨沒有資源，教育水平非常低，也沒有市場，但只要發展理念變一變，則這些都不是問題?，F在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融資，包括微小金融都可以在最貧困的地方扎根、生長。另外，貧困地區的優質環境是可以轉變成資源的。比如說，現在很多地方已經有案例，以前農民靠賣木材，現在則是賣生態，在生態很好的地方還可以做各種各樣的觀光農業，開各種各樣的家庭旅館。這種機制就可以把環境轉變成財富。
另外，貧困地區的教育水平比較低也是可以通過組織模式的改變而改變的。例如，麥當勞是用一種特許經營的模式，為加盟者提供有形的服務，提供一個公用知識手冊為所有的分店來利用。每一個分店的經營者并不需要多少教育水平，這樣整個網絡可以產生很大的生產力。也就是說，如果讓貧困地區的農民自己搞一個家庭旅館，需要具備各個方面的能力，對經營者素質的要求較高，但是如果有一個連鎖的組織，他只需要加盟，按照標準化的程序去做，就不會有任何問題。因此，在這種分工的模式下，當地勞動者素質相對較低并不是一個特別的問題。教育、醫療問題也是一樣的。因此，在貧困地區，實際上可以以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實現跨越式發展。
因此，張永生認為，我們不僅不能用傳統工業化的思維來思考綠色發展，也不能用傳統經濟學的思維來思考綠色發展，因為綠色發展實際上代表著最新的技術發展趨勢和商業組織模式，它不僅僅是一個能源的問題，能源效率的問題，可再生能源的問題。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到，現在經濟組織結構正在發生劇變，但傳統主流經濟學關注的是一個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優化配置問題，并沒有很好地考慮這些變化，得出的結論有時候就不可靠。
由此，張永生提出第二個核心觀點：減排有可能會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傳統經濟學中，因為給定組織結構，要產出必定要有投入，有投入必須要有資源消耗，所以要減排一定會阻礙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考慮到經濟組織結構的變化，如果減排和環保會促使經濟躍升到一個更有效率的、更有競爭力的結構，則減排和環保就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其實這個世界本來就存在很多可能的經濟結構，只不過是機緣巧合，我們正好存在于現在這種經濟結構里面，如果當初沒有工業革命或者是另外一種革命，那么也許整個經濟結構的演變會是另外一種狀態?，F在，有一種新的理論和經驗文獻正在出現，證明減排和環保實際上是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而不是一個負擔。我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課題組，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理論和政策方面的探索。
第三個核心觀點是，環保不會阻礙經濟發展，反而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例如，一家工廠是污染環境的，每年產生一百萬的產值，政府歡迎，但是它獲得一百萬的產值卻是以很高的社會成本為代價的。比如說，要買空氣凈化器來對付這個污染，或者每個人的健康支出要增加。由于工廠一百萬的產值是有形的，如果把工廠關閉產值看起來就會降低一百萬，但實際上如果考慮其社會成本，則成本和收益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圖景。
在泰國，有很多人把海邊的紅樹林砍了去養蝦，看起來收益非常高。但是，如果考慮到紅樹林對防風暴的影響、其他各種各樣的影響以及災害造成的損失，砍伐紅樹林的社會成本實際上是非常高的。另外，美國1990年出臺了一個清潔空氣法案，他們做了一個測算，這個法案會帶來兩萬億美元的好處，但成本只有六百五十億美元。日本最初也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是后來經驗證明，采取嚴格的環保政策沒有影響經濟的增長。更重要的結論是，同治理性的環保政策相比，預防性的環保政策更有利于經濟增長。
張永生說，綜上可以得出結論：環境是一個很特殊的商品，在經濟上是一個非競爭性的產品。對于污染，如果是現在只有一百個人就會危害一百個人，如果是一千個人就會危害一千個人，但是如果是治理污染，產生的好處同樣是非競爭性的，有一百個人就有一百個人受益，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人受益。那就是說污染產生的壞處是放大的，治理污染產生的好處也是放大的。環境治理實際上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