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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外向型經濟的打法要做一些調整。與過去主要出口到發達國家不同，現在對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并不一樣，一些國家，五年、十年看，是經濟不錯，但其基礎設施卻不好。
但是發展基礎設施，它們現在又沒有那么多錢，所以中國可能要通過對外投資來帶動對外貿易，我們去做基礎設施，帶著錢去做，借錢給它們買我們的東西，相當于賣方信貸。其實，早些年發達國家對中國也是這樣。
改變外向型經濟的打法，簡單講就是通過對外投資來帶動對外貿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周其仁
如果說以往談及“轉型”有些許“中國特色”的意味，那么在歐債危機蔓延、世界經濟前景黯淡的大背景之下，一場范圍更大的經濟轉型正在這顆星球上上演。面對未來尚不明朗的經濟前景，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而在挑戰背后，難能可貴的機遇也在沉睡著……
窮則變，變則通。
海外投資 中國企業躍躍欲試
8月9日，據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在香港發表了題為《沖出亞洲：支持追求增長的戰略》的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內地公司比其他亞洲同行更看好發達國家的增長機會。其中32%受訪內地公司認為，西歐有最佳的發展機會，較亞洲區整體水平高出3個百分點。
安永中國海外投資業務部全球主管合伙人周昭媚在記者會上表示，受到歐債危機影響，歐元區資產價格被低估，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投資機會。此外，西歐國家與中國建交多年，較接受中國企業到當地投資，因此在市場環境方面相對開放，對中國企業較有吸引力。
調查也發現，22%內地企業看好美國或加拿大能為公司帶來最好的增長機會；相比之下，僅16%的亞洲區受訪者持此看法。
周昭媚表示，中國內地的企業高管將目光投向發達市場，是出于尋求更多的科技和創新的需要。與此相比，拓展發展中市場所帶來的益處則主要在于尋找銷售增長的潛力。
數據顯示，在2005年至2011年間，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年復合增長達到39%，由2005年的僅100億美元飆升至2011年的約730億美元。中國企業“走出去”更加多元化和更加成熟，投資的行業由以往集中在資源行業，向各行各業全面鋪開。
周昭媚表示，長遠來說，內地對外直接投資還將繼續增加，香港能在內地企業“走出去”方面扮演一定角色。
安永的本次調查在今年3月和4月間進行，對617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及地區的高管進行問卷調查，涉及公司包括全球性公司和區域性公司。
其實，從已然公開的數據并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據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前七個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40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達到了42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52.8%。
而截至2012年7月末，中國非金融企業的海外投資存量已經達到3643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國有大中型企業雖然是海外投資的主力，但非公有制企業、民營企業的投資額也已經占到了投資總存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有很多國際企業都在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的打擊中受到了重創，面臨資產重組。而另一方面，歐元對人民幣的兌換中間價卻在過去的一年中降低了17.57%，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成本大大的降低了。”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任鴻斌表示。(半月談網/記者 蘇曉 姚友明 郭翔)
各方熱議中國資本“出海”
8月22日，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在香港開幕，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全球經濟轉型與中國海外投資新模式”，在這個世界經濟的“多事之秋”，中國資本“出海”的話題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發展迅猛 未來可期
入世十載，中國從一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對外直接投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已達3800億美元，投資涉及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的中國企業達到1.8萬多家。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表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仍將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機遇期。眼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未消除，各國都提出再工業化，發展實體經濟。
在此過程中，中國企業投資并購的機會增多，交易成本相對較低，中國企業和歐美企業在市場、技術、管理等方面的互補性較強，雙方的合作空間比較大。中國企業投資歐美發達國家，不僅可以拓展市場，更可以學習和獲得品牌等要素，是中國企業轉型升級，提高自身競爭力的一條有效途徑。
此外，東盟等一批新興市場正處于工業化的起步階段，發展愿望迫切，發展潛力巨大，資源相對豐富，要素成本相對較低，也是中國企業轉型升級、進行梯度產業轉移的理想之地。
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副主席趙啟正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趨勢絕不是政治號召，而是經濟發展的規律。國內的市場，國內的資源遇到瓶頸，我們要依靠國外的資源和國外的市場，走出去以后，可以回避原產地，可以回避運輸和進口稅。
中資“走出去” 世界都得利
比利時瓦隆區副主席兼區經濟和外貿部長馬赫國接受半月談記者專訪時說，中國實施海外投資戰略有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與平衡，是“非常正面的”。他表示，中國實施海外投資戰略有利于促進國際間的經濟交流。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許多外國企業選擇中國進行投資，中國企業自然應該到海外去投資”。
馬赫國說，盡管目前歐債危機仍十分嚴重，但各國政府正在努力化解危機。他說，包括比利時在內的歐洲國家經濟發達、居民富有、司法穩定、質量體系完善，這些優勢對于投資者來說都十分重要，歐洲仍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理想目的地之一。
資本“出海” 需憑“巧實力”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素帕猜·巴尼巴滴表示，在全球經濟轉型和世界經濟復蘇不確定性猶存的背景下，中國企業海外拓展需運用“巧戰略”。
素帕猜說，中國經濟過去10年的迅猛增長使內地企業成為海外投資的重要來源。統計顯示，在過去10年里，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增長率達到25%，遠高于發達國家同期6%的增速。2011年，中國對外投資達到650億美元，在全球十大投資國中位列第九，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日益攀升。
他說，生產成本上漲是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下一步中國企業要進入全球市場，就要利用他們積累的經驗和能力，進行更有價值和知識含量的活動，提升自己在成本結構不斷變化的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而不是停留在其中一個或者比較低端的環節。中國企業可以參與到整條價值鏈當中來，當中國經濟日趨資本化和知識化時，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就可以轉移至其他發展中國家。
他強調，對人力資源的投資與對硬件設施的投資同等重要。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對跨國企業的意義凸顯。“我們不應該一味尋找廉價勞動力，我們應當在他們身上投資，讓他們的素質、能力得到提升，以確保我們長遠、可持續的發展。”
跨國企業需有跨國本領
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副主席趙啟正介紹，近年來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障礙，部分原因在于缺少公共外交的自覺和經驗。實踐表明，公共外交開展得好的企業，“走出去”就較為順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反之，企業遭受挫折和失敗的可能性就越高。
趙啟正認為，企業海外投資所承擔的公共外交責任具體包括三方面：與當地政府、議會、民眾、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建立良好關系，規避政治風險，改善生存和發展的環境；通過推行屬地化經營，履行社會責任，造福當地人民，促進共同發展，贏得當地民眾的尊敬和信任，建立良好的企業和品牌形象；融入當地社會，跨越文化障礙，減少文化理念沖突，實現良好經營。
他說，全國政協外事委曾在中國的5個重要城市，對幾十家企業進行調研，研究“走出去”的成敗原因。調研發現，東西方存在文化差異、制度差異，使中國企業“走出去”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障礙，甚至遭受冷遇。
這與外國企業來華投資，受到中國政府和社會的熱烈歡迎，得到許多優惠政策，完全不同。而“走出去”失敗的企業，大多缺少在境外承擔社會責任、與經濟合作對象以外的社會各方面(如議會、工會、媒體、社區)溝通的習慣，缺少公共外交的自覺和經驗。
“我們的企業走出去，變成跨國企業了，就要有跨國的本領。”趙啟正解釋說，所謂“跨國本領”指要懂得對方的稅法，懂得對方的一般法律，更要善于和外國社會打交道。“企業家走出去為了本企業要說服對方的公眾，這也叫公共外交。”
趙啟正補充說，由于金融危機帶給全球經濟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中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階段過渡，面臨著經濟轉型的重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抓住機遇，加快“走出去”步伐，一方面可以促進國內經濟發展，部分緩解國內資源不足、市場飽和等矛盾；另一方面也將促進東道主國家的經濟發展，給對方帶來巨大利益。
“發展到今天，企業"走出去"在海外并購和投資，不止關系到自身的利益與形象，越來越多地與國家的利益和國家形象聯系在一起。”他說，但是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總體上還處于初級階段，與中國的經濟總量以及中國的對外貿易、吸引外資相比，規模還太小。統計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量僅為1.5%，可見未來潛力巨大。
“出海”有風浪 風險防控不能忘
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王忠禹表示，海外投資不能僅僅考慮規模、速度，更要考慮如何利用企業的分工體系，打造富有競爭力的產業鏈。
盡管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從全球范圍看，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仍處在初級階段，大多數“走出去”企業缺乏風險控制能力和全球資源戰略。
他指出，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要加強企業間的協調和溝通，避免惡性競爭。正在“走出去”的企業，還要注重海外投資模式的創新，除了建立海外銷售網點，開展海外組裝加工等較為傳統的投資方式以外，有條件的企業還要嘗試海外并購、股權置換、品牌推廣等國際通行的國際投資方式，不斷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
從投資領域看，過去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大多集中在資源開發和加工制造業，今后的海外投資應集中在產品加工、高科技等附加值較高的領域的投資，并加強與國內產業鏈的銜接，更好地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利益。
王忠禹認為，從長遠來看，要真正實施好“走出去”戰略，必須努力培育一批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整合資源，建立自主的國際生產體系，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素帕猜也表示，希望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避免再犯以往一些跨國公司所犯下的錯誤，加強風險防控，積極承擔企業對當地社會和環境的責任。
“中國企業一定要確保不僅是股東，而是所有相關方都深知他們的責任，”素帕猜說，只有這樣，才能在當地實現可持續發展。(半月談網/記者 高路 林建楊 湯蕾 周錦銘 夏子怡 趙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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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經濟轉型看我國戰略機遇期
7月23日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強調，綜合分析當前國內外形勢，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圍繞如何理解和認識這一判斷、如何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等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
記者：您如何看待“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判斷？
陳鳳英：從世界形勢走向來看，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完全正確。
首先，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世界主題、時代潮流。雖然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之后，國際競爭更加激烈，世界經濟依然面臨著包括美國“財政懸崖”、歐債危機在內的危機，部分地區也出現了政局動蕩，但是這些并沒有改變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主題。
其次，全球化的趨勢沒有改變。雖然危機之后，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反思甚至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但在經濟、政治乃至社會、文化領域，全球化依然在深入推進。
反思全球化的聲音實際上是對前幾十年全球發展失衡的一種反應，它會從反面推動全球化進行調整、健康發展。這樣的調整過程可能要經歷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時間，但全球化的趨勢沒有改變。
記者：如何深刻認識這一判斷的內涵？
陳鳳英：當前，世界發展中存在四大趨勢，把握這四大趨勢，有助于我們認識和抓住戰略機遇期。
其一，新一輪科技革命引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它將對人類社會產生長遠的影響。突飛猛進的高科技正在改變能源、資源的格局。美國頁巖氣、巴西巖層下石油的開發代表了新能源發展的廣闊前景。
與此同時，新材料革命也在興起。比如正在興起的數字化打印技術3D打印，就是運用新材料和通信技術實現的突破。這種技術可能在世界范圍內引發革命性突破。不斷加強的技術合作也在使科技革命加速成為現實。
隨著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藝的不斷涌現，像過去那樣因資源、能源爭奪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會大幅下降?？萍际侄卧谝欢ǔ潭壬蠈⒋鎽馉幨侄?，成為各國爭取資源的主要方式和渠道，由此塑造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這樣的趨勢是加強而非削弱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方面。
其二，全球治理結構在優化變革。傳統的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都在發生有利于新興經濟體的變化。為應對危機，新機構如二十國集團、“10+3”等協調機制也在不斷出現。
全球治理的變革將徹底打破布雷頓森林體系。其重要的變革特征是東西方合作在不斷增強，這正是東方國家改變全球治理體系的千載難逢的機會。這樣一種以和平方式實現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正是戰略機遇期的題中之意。
其三，金融危機之后，不管是華爾街金融風暴，還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其衍生的社會亂象，都表明西方社會的危機已經延伸至社會和政治領域，西方社會的制度弊端開始全面顯現。無論是以金融為基礎的市場化，還是政治領域所謂民主化，都需要西方進行長期調整。
其四，由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引發的全球轉型，刺激全球步入改革期。轉型之后誰能占據優勢，就要看誰能抓住機遇，搶得先機。這樣一種戰略形勢實際上對新興市場國家有利。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平等的現象，比如美國有擁有國際儲備貨幣和無可置疑的軍事優勢。
全球轉型的過程必然涉及守成國家和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金融危機之后，兩者間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尤其是守成大國出現了一種矛盾的心態。
他們既希望限制新興國家，又需要新興國家拓展自身發展空間。所以兩類國家雖然競爭激烈，但是坐下來談得更多。而且新興市場國家中產階層的擴大將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保持增長的支撐力量。
記者：我國要抓住戰略機遇期，需要防范哪些外部風險？
陳鳳英：大危機之后，世界經濟的風險明顯加大。因為伴隨大危機而來的大衰退、大動蕩、大調整以及全球轉型意味著形勢仍然復雜，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不管是經濟增長、國際貿易，還是資金流動。新興市場國家將長期面臨經濟過熱或者過冷、資金過度流入或者流出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大危機之后，所有的經濟體都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發展模式。但是，新的發展模式究竟是什么，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明確的方向。世界經濟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實現調整。因此，今后幾年世界經濟都可能處于一種紊亂期。它可能刺激一些國家試圖轉移危機，進而帶來新的風險。
因此，轉型期內，我們要冷靜觀察，著眼長遠，審慎決策，以成功轉型為目標。轉型是為了糾正長期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問題，更為了形成科學發展的模式，實現穩定、可持續的增長。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這也是避免下次危機爆發的根本方法。
